現代史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個難點，一是離我們太近，沒有距離感的歷史研究總是有許多複雜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難做到客觀。二是資料的匱乏，很多當時的文獻都封在檔案館裏，一般人無法發掘。三是太過於敏感，一不留神就會踩到地雷。

楊奎松教授則是一位能拋開歷史是非、以材料說話，又能發掘到未解密檔案，行走在雷區的學術人，在中國，能這樣做，並且能夠做到的，並不多。在本書“前言”中，他這樣寫道：“歷史已經發生了，成敗是非已成過去。即使牽扯到祖輩、文化，或是黨派、國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實事求是，尊重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理應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鏡，無論看過去，還是看現在，其實都沒有辦法弄清歷史事實。換言之，如果我們能夠暫時拋開歷史中的恩怨是非，我們要發現歷史真實並非沒有可能。”這或許也是他研究歷史的原則。

本書不是一部“大書”，沒有一大串的目錄，只有一篇篇並不算短的文章，文章所討論的問題也沒有連續性，皆不相同。如第一編“讀史”中的《歷史的湮沒與改寫》，講的是關於1946年中共武裝在安平鎮襲擊美國海軍陸戰隊事件的始末，該事件在中國現代史或中共黨史上很少提及；《政治獨立的前提》則是有關共產國際對中共進行財政援助的歷史考察；《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共紅軍的一次嘗試》是揭祕長征之後的中共紅軍爲“打通國際路線”、獲取蘇聯援助而做的一次努力的經過。

不同的人對歷史事實會有不同的解讀，這些解讀受到很多東西的影響，例如個人情感、所掌握的資料、解讀材料的角度，等等。然而歷史真相只有一個，這就需要不同的觀點相互碰撞，不斷商榷，最終“拋開歷史中的恩怨是非”，發現歷史真實。第二編“討論”便是楊奎松教授在歷史研究中不斷與人碰撞、商榷的討論性文章。如與鄧野的關於中條山戰役中共“出兵”之爭的商榷——《中條山戰役“出兵”之爭》；與劉統的關於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的探討——《戰後初期中共現代軍事裝備何處來》。

本書的第三編比較特別，所收錄的三篇文章並非是針對歷史事實而寫，它們實際上是一篇篇書評，是對書籍作者的歷史觀和寫作方式的評價和批評。正如所言，楊教授是一個行走在雷區、敢踩雷的學術人，對於歷史和歷史學，楊教授一向秉持着公允客觀、求真見疑的態度，所以其纔會在《民族革命史觀的解讀嘗試》一文中，對金衝及先生作品《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中的一些“避重就輕”的寫法和觀點提出質疑，也纔會對暢銷一時、影響甚深的《苦難輝煌》一書做出正誤之舉並提出最尖銳的批評。

克羅齊曾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總是爲現實需要而不斷變幻着自己都模樣。然而當現實以這種虛假的歷史爲鏡子，藉着它反映出來的經驗和教訓往前走的時候，也許前面就是懸崖深淵。

“每一個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資格來討論什麼是我們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但無論誰來討論這樣的話題，都應該實事求是地先把歷史真實弄清楚。……舍此即無所謂總結歷史經驗或教訓。”作者的這一段話，或是是對書名的最好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