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在哈耶克的學術生涯中佔有極其重要地位，這本書爲他贏得廣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聲譽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這本書中論證道，當時正在計劃中的福利國家不是爲個人自由的戰鬥在和平時期的繼續，倒是朝着專制的方向邁出了一步。因此，他認爲追求計劃經濟，其無意識後果必然是極權主義。爲了反對這種計劃經濟，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貫堅持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同時，也允許適度的政府活動，但這僅限於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動形式。應該強調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包括對許多有用的社會制度的讚賞，但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發行動的後果，而不能是人設計的結果。這一論點是從休漠、亞當・斯密和蘇格蘭歷史學派那裏繼承過來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佔據了重要位置。由此出發，哈耶克認爲，良好的社會不是簡單地依賴於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內追求私利，相反，它應依賴於一套複雜的法律、道義傳統和行爲規則的框架，這套框架的特點應該爲大多數社會成員所理解和認同。

這部著作從問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學術界中存有爭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本書本身的內在悖論。我們知道，哈耶克這本書的觀點來源於關於市場和其它非主觀設計的制度所具有的“自發秩序”的特性的思想。這種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使他不可避免地陷於社會進化和團體選擇的爭端之中。他對選擇機制特點的論述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並不總是清楚的。這些論點的非理性特徵與其高度理性的幾近烏托邦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所存在的這種缺陷，日後也爲作者本人意識到，他在後來出版的《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處涉及這個難題，試圖將古典自由主義與“進代”的主題結合起來。至於這一嘗試成功與否，尚有待評說，但哈耶克及其著作無疑對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對政治思想領域中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發揮了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