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評論家都從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變化來。在這本創作於1982年到1983年間的小說集中，如果說人物和情節仍延續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無法自拔的話，在幾篇篇幅較長的作品的結尾，我們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塵封的天窗推開一條縫隙，灑下了一點點光亮。我們仍然可以讀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裏摸爬滾打：重逢戀人被轟出了剛剛借來的房間（《瑟夫的房間》）；生活就像壞掉的冰箱裏的食物一樣腐臭變質（《保鮮》）；奔波的人失望地離開，扔下了曾經摯愛的東西（《馬籠頭》）；父親在痛苦的回憶中，拒絕下火車去見來接站的兒子（《軟座包廂》）；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帶來的不便和恐懼（《小心》）。交流的匱乏和艱難，成了整部小說集凸顯的主題，不管是在父子間、情人間、夫婦間，還是朋友間，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間，語言和身體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蒼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電話來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維艱地一點點“遠離那威脅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邁進” ，不管這種希望是多麼的微弱和渺茫。我們讀到了一對剛剛失去兒子的夫婦和一個一直打來騷擾電話的麪包師之間的和解；一個酒鬼鼓起勇氣，準備撥通妻子的電話；一個男人放下了心理的牴觸，在一個盲人的指觸下，閉上眼感覺着大教堂。在訪談中，卡佛解釋了自己的改變：“我想，現在的感覺更加樂觀了一點。當然在大部分小說中，人物的麻煩得不到解決。人們的目標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時，而且恐怕是經常，人們自己不會枯萎，他們把塌下去的襪子拉起來，繼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