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爲無聲者發出聲音（代序）

陳桂棣

我和春桃因文學得以相識、相知，進而走到了一起，或許這就叫緣分。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和她從相距一千多里的安徽省和½¬西省，一起來到了北京八里莊中國作家Ь會魯迅文學院，從此相識。那時，我已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一本散文集和一本報告文學集，寫過電影也寫過電視，又在一個省會城市擔任作Ь主席，因爲成績比較突出，便成了這期進修班的班長。沒想到，春桃在把我的這些作品通讀了一遍之後，竟認爲那全是教堂唱詩班一樣的東西，沒有多少價值。她的話，對我觸動很大。當然，她也注意到，早在一九八三年，我就和張鍥寫過中國早期企業改革的報告文學《主人》，並獲得過《當代》文學獎。她認爲我是屬於那種比較關心國家大事，喜歡思考社會問題的作家，又寫過多部長篇小說，有駕馭大題材的功力，應該去寫一些厚重的報告文學。尤其是，在那個牆上爬滿了常春藤的魯迅文學院，走出走進，確實常使人想起魯迅，這也促使我對自己過去的文學創作進行了一次認真的反思。我歷來敬佩魯迅的文學成就和他直面現實的勇氣，他始終自覺地站在社會生活的“漩渦”中心，骨頭是最硬的。魯迅先生的作品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至少，它使我想到：作家只有敢去接觸社會生活中那些尚未成熟的東西，纔有可能寫出警世之作。因此，可以說，血性和藝術，對於一個作家同樣重要。沒有痛苦的探索和足夠的膽識，就不會有真正的發現和真正有價值的文學。

於是，我對自己以後的創作作了一次重大調整：準備拿出十年時間去主攻反映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

《珍珠城公案》是我們結婚後我的第一部直面現實的報告文學作品。它是我文學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開始，春桃也只是這部作品的第一個讀者，ˬ知，她讀着讀着，禁不住就拿筆改了起來。她改得那樣自信，把我的稿子劃得一塌糊塗，這讓我很是生氣，心想，我操練文學這麼多年，你纔出道，竟這樣不謙虛。她是喝着瀏陽河的水長大的湘妹子，爲人爲事無不有着辣椒的品格，一旦認定了的事情，她也是不會輕易讓步的。於是我們辯個不停，搞得鄰居還以爲我們是在吵架。她就這樣介入到了我的創作中來。

這部作品講述的是安徽省蚌埠市一個知名的企業家，只是因爲一千多元的所謂“貪污問題”，就被市委書記拍板、檢察院立案調查，最後冤死在獄中卻得不到昭雪的故事。雖然案子涉及到了兩級檢察院、兩級法院，涉及到了市委、市人大主要負責人，以及這座城市衆多的領導幹部，但這部作品卻全部真名真姓，直陳事實，毫無顧慮地剖析了這場悲劇誕生的全過程。一九九三年年底，《珍珠城公案》在《當代》雜誌發表了（發表時Ô¬名爲《悲劇的誕生》），文章一出來，立即就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全國先後有三十多家報刊予以轉載。因爲這件事發生在蚌埠，震動最大的，還是安徽。一本當時只賣四元錢的《當代》雜誌，在蚌埠賣到了一百元，還出現了複印本和手³¬本，一時變得“洛陽紙貴”。

爲了寫好這部作品，我在蚌埠市祕密調查了八十一天，騎着一輛破舊得連小偷也不會光顧的自行車，從早春到仲夏，沒日沒夜地在那個城市裏幽靈般地東奔西走。正因爲調查的深入，當我回到省城合肥，坐下來寫作時，已無須再去•¬看材料。

高永嘉“罪案”的內幕被披露以後，首先被觸Ŭ的是這座城市的市委書記，他不僅下令對《當代》雜誌進行封殺，還利用手中的權力，以“蚌埠市委（1993）4號”“紅頭文件”，將我告到省委，告到中宣部。不久，安徽省委就組織人員對作品的真實性進行了專門調查。省委的調查，客觀上給我造成了巨大壓力，至今不堪回首。由於心情異常壓抑，Ô¬本健康的心臟就在那時出了問題。這是我第一次講真話付出的代價。那段時間，我切膚般地感受到了一種衆叛親離的人生境遇，而給了我最大勇氣面對這一切的，只有春桃。她是一個有主見有膽識的女人，她給調查組打電話，質問他們爲什麼不去調查高永嘉案件的真相，卻反而沒完沒了地審查一個作家？她甚至提筆給調查組寫了一份書面報告：“既然有人敢以身試法，就會有人敢拿起手中的筆，用熱血，哪怕用生命作代價，也要去照亮中國走向法治的道路！”

當然，最後的結局還是令人欣慰的：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高永嘉一案進行了複查，最後認定，《悲劇的誕生》一文對整個案件的陳述基本屬實。不久，市委書記就被調離。

《南方週末》在把我作爲“本週人物”介紹時，曾這樣評述：“陳桂棣是有些‘硬骨頭’的。他以文學的手段做着一些實事，他的堅忍與正氣，使報告文學再次擁有了扣人心絃的力量。”

《悲劇的誕生》產生的轟動影響和它令人鼓舞的結局，無疑堅定了我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決心，也體味到報告文學的受衆性以及它具有的巨大的魅力，同時，更深切地感悟到“全身心投入”需要付出的代價。

從這以後，我開始涉足更大的題材了。整個一九九五年，我就做了一件事：對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進行調查，寫出八萬字的報告文學《淮河的警告》。

我是喝着淮河的水長大的，在淮河岸邊生活了二十六年，即便後來離開了故土，但同母親河的情感是難以隔斷的。那幾年，不斷聽說淮河的水質每況愈下，而所有的傳媒又都緘口不語，作爲淮河養育出來的一個作家，我感到不應該沉默。當時春桃已去南京大學學習，我一個人拎着包就出發了。其決心之大，連不少朋友都感到喫驚，現在回想起來，我還能爲當年的那個勁頭感動。淮河流域地跨豫、皖、魯、蘇四省，三十六個地市，一百八十二個縣以上城鎮。我是從淮河的上游開始採訪的，西起河南桐柏山，東抵½¬蘇黃海之濱，南自安徽大別山腹地，北到山東蒙山沂水，歷時一百零八天，行程一萬餘里，走訪了上千人，調查的對象上自省市領導、國家環保局負責人，下到普通市民、農民、漁民，接觸到的各色人物差不多涉及社會各個階層。

採訪是辛苦的。爲了拿到真實的材料，我大部分的日子是在“微服私訪”；爲節約¾¬費，又只能去啃麪包，喫À¬面，有時不得不去住最便宜的車馬店和大通鋪；爲了趕路，我擠過拖À¬機，坐過能把人五臟六¸¬都顛•¬的三輪蹦蹦車，有時還要像打工仔一樣從窗口爬進列車的車廂，只爲找個座位去眯瞪一會。在離開河南省項城市丁集鎮趕往漯河的當天晚上，終因過度勞累，心臟病復發，住進了漯河市第二人民醫院。尚未康復，又開始奔波，最後竟昏倒在鄭州火車站。

寫作是艱難的。也許當時考慮得太多，或是難以從那一大堆素材中跳出來，一時間，不知怎麼下筆纔好，煩躁得坐臥不安。想不到，春桃又一次讓我感到喫驚：她竟不聲不響地幫我把頭開好了。有了這個開頭，我的思路一下被打開，這以後，便勢如破竹地寫了下去。同樣沒想到的是，一九九五年夏秋之際奇熱難耐，我們當時還住在合肥一處大板樓的頂層，室內酷熱如蒸籠，整個白天無法坐下來，只有熬到晚上，憑藉一把竹梯，把電線À¬上去，爬到房頂上去寫作。作品寫到一半時，我的頸椎又出了毛病，伏案便頭暈目眩，只好打電話把春桃從南京喊回來，由我口述，她記錄整理。就因爲這部作品，她的外語缺課太多，最後畢業時竟喪失了獲得學位的機會。

發表也是困難的。稿子送往北京，當時的大環境還是談“污”色變。儘管《當代》雜誌很喜歡這個作品，而且，《當代》在敢於發表貼近生活的報告文學方面所表現出的勇氣也是中國其他文學刊物少有的，但《淮河的警告》畢竟涉及到大量鮮爲人知的污染數據，並對造成污染的Ô¬因和治理污染的誤區，都進行了大膽的剖析，他們喫不準，需要一個權威部門的鑑定。爲此，我在北京奔波了二十四天，最後不得不鬥膽去闖國家環保總局業務副局長王揚祖的辦公室。

《淮河的警告》發表後，當即在全國產生反響，並引起中央的重視，治理淮河的水污染遂成爲當時中國的熱點。國家環保部門認爲：《淮河的警告》爲我國全面治理淮河的決策提供了依據，吹響了前奏，並對全國½¬河湖泊的治理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一九九七年七月，國務院在河南省鄭州市召開了淮河流域環境保護執法檢查現場會，按照當時國務委員、國務院環委會主任宋健的提議，我有幸成了這次大會唯一的特邀代表，宋健在大會最後的工作報告中曾三次提到這部作品，希望到會的中央十部委和沿淮四省的有關領導都能讀一讀《淮河的警告》。

《淮河的警告》榮獲了中國最高文學大獎之一——魯迅文學獎；我所在的合肥市，市委、市政府破例作出一項決定，以“合肥市委（1998）9號”紅頭文件的形式，對我“予以嘉獎，並獎勵住房一套”。用這種規格表彰一個作家，安徽省的歷史上沒有過，在全國也是罕見的。

春桃從南大畢業之後，我們便開始了真正的合作：共同採訪，聯手寫作。《民間包公》就是這樣產生的。由於我多年超負荷地調查採訪“爬格子”，健康狀況一度變得很糟糕，不得不服用“心血康”來維持。在動筆要寫《民間包公》時，春桃就想了一個辦法，提議我們到五公里外的Ь會的辦公室去寫，每天從家裏走過去，晚上再走着回家。就這樣，兩個多月，風雨無阻，待九萬多字的作品完成時，我的身體已有明顯好轉，居然可以不再依賴“心血康”了。

如果說《淮河的警告》揭示的是我們自然環境上的問題，《民間包公》解剖的則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法制環境。正像作品中所表述的：“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這場市場取向的改革歷程是驚天動地的，相對而言，法制的調整水平卻是遠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的法律體系亟待完善，我們的商品和市場的法律覆蓋面仍很狹Õ¬，我們的市場發育所急需的法律還一直處於尷尬狀態，已¾¬制定出來的許許多多的法律內容還較粗疏，可操作性差，甚至相互之間存有矛盾，有些仍留有舊體制的烙印。”“更何況，目前的訴訟領域仍嚴重地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以情藐法、以錢枉法的醜惡現象。許多地方決定訴訟成敗、官司輸贏的，還不是案內的是非；神聖不可玷污的法律，其應有的權威還樹立不起來。”因此，我們在《民間包公》中講述的一個關於律師的故事，就不能不和我們講的關於淮河的故事一樣沉重。我們介紹了安徽律師陳三樂¾¬手的五個案子，這是我從他¾¬辦過的幾十個典型案子中篩選出來的，我們看重的當然不僅是案情本身的曲折、離奇，而是其背後，其容量，其所具備的巨大的社會“當量”。我們的這種努力，得到了許多著名評論家的認可。周政保讀了後，“由衷感到這是一部有思想、有主見、有分量的作品，也是一部與時代的脈搏跳動相呼應的、富有社會前沿精神及公衆意識的作品。它在讓人感動的同時，也把信念、憂慮或思考的沉重一起交給了讀者。”雷達則從另外的角度談了看法：“首先，我要說《當代》雜誌歷來有個好傳統，就是敢於發表這些干預生活的好作品，像《民間包公》這樣深層次地揭示社會問題，特別是涉及到的又是法制建設的大問題，其尖銳的程度，一般的編¼¬部是不大敢發的，他們卻發了不少，替老百姓說話，敢於同權勢抗衡，深表欽佩。”馬相如覺得這部作品在報告文學主體性的結構上顯然有着新的收穫。丁臨一評價道：“這是一部面向未來的作品。兩位作家當前把這樣一位古稀老人的赤子之心，推向社會，推到我們面前，我認爲意義是重大的。”何西來的評論使我們備受鼓舞，他說：“我認爲，就作品達到的高度，應該是新時期報告文學中第一流的。無論其題材的尖銳性、新穎性、重要性，還是從作品本身的思想容量和認識價值來看，都應該給予一個很高的評價。”

許多專家已¾¬注意到了，《民間包公》文章中的宏大雄勁、理性思辨，那是我的強項，而其中的簡潔細膩、婉約動人之處，便出自春桃之手。我們真正做到了優勢互補。

從《珍珠城公案》到《淮河的警告》再到《民間包公》，我們在涉獵重大而敏感的熱點與焦點問題的寫作上，已積累了一定的¾¬驗，也有了足夠的信心和駕馭能力；彼此之間默契的配合更猶如人的左手和右手。於是，我們便將“大主題、大視野、大境界、大手筆”的“四大”確定爲自己的奮鬥目標。從二OOO年秋天起，我們開始了對有着九億之衆的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進行深入調查，決心爲中國這個最大的弱勢羣體做些事情。三年後，我們寫出了三十四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僅僅是爲失語的中國農民說了真話，僅僅因爲把中國農村改革艱難而曲折的歷史如實寫了出來，就引起這樣大的反響，甚至，有媒體形容這本書出版時的轟動是“石破天驚”。何西來先生在序中稱：“這是一本把嚴酷的真實推向讀者，推向公衆的書，是一本無所隱諱地把‘三農’問題的全部複雜性、迫切性、嚴峻性和危險性和盤托出的書。”確實是“無所隱諱”了，書中所涉人物上自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中央國家有關部委負責人，省、市、縣、鄉各級官員，下至廣大農民，並且用的全是真名真姓；不僅觸目驚心地解剖了曾震驚中央卻又長期鮮爲人知的幾起涉農大案，還首次公開披露了正在安徽試點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艱難的決策與推進過程中大量的幕後故事。

我們相信，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這麼大轟動，主要是因爲社會各界讀者良知上的認同和大家心靈深處的共鳴，這就是：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不只是政治家的專利，也不應侷限於官場，應該有來自民間的聲音，應該有更多的人爲中華民族擔當一份責任。

當然，我們同樣沒有料到，會因爲這本書喫上官司，地方法院不僅受理了，開庭了，也驚動了海內外，但直到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居然還見不到判決的結果；也沒料到，盜版書竟曾¾¬猖獗一時，達上千萬冊之多；更不會料到，《中國農民調查》所披露的問題，有一些很快就會被中央政府予以解決；而且我們還會因此入選美國《時代》週刊的“亞洲英雄”，並獲得“尤利西斯國際報道文學獎”唯一的一等獎。

收入到這個集子中的《走近中國農民》，正是摘自《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兩個章節。

《風雨包公墓》，也是我和春桃共同完成的《包公遺骨記》一書中的幾個章節的縮寫。Ô¬書已先後由中國、泰國以及臺灣的三家出版社出版。《風雨包公墓》是應《中國故事》雜誌之約撰寫的。故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合肥一家鋼鐵廠要建一座石灰窯，舉世聞名的包公一家老小三代人的墓羣就得統統遷走，可以說，這是中國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一件事了。可是，沒ˬ會想得到，發掘的過程中居然冒出了那麼多的奇怪之事，意外之事，令人悽然淚下之事，讓人拍案而起之事，感人至深又發人深思之事。其實，當看完了這個故事，你就會發現：地下的世界Ô¬來也是那般撲朔迷離，埋藏的，簡直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祕史！

《失憶的萬佛湖》，這是春桃的作品。發表在《當代》雜誌時，Ô¬叫《失憶的龍河口》。“失憶”二字乃點睛之筆，但失憶的顯然不是龍河口；現在安徽省舒城縣早已把當年的龍河口水庫改爲“萬佛湖”，無疑是受到浙½¬千島湖的啓發，要把它當成搖錢樹。春桃作品寫到的，就是發生在“大躍進”年代興建龍河口水庫時，湧現出的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女英雄許芳華悲涼的一生。許芳華成爲英雄的事蹟，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參加國家水電部組織的“淠史杭寫作組”時，就寫過。那已¾¬是“文革”後期，離龍河口水庫的興建已有十多年，可是，被我採訪的許多當事人，都可以繪聲繪色地講出許芳華的感人故事，也有人隱約提到了她後期的不幸，卻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下落，我最後也沒見到她。英雄的命運觸動了春桃，對英雄的不公更是激起了她的義憤。雖然這時離那故事已有四十餘年，她卻下決心要找到這位女英雄。後¾¬多方打探，歷盡艱辛，終於如願，卻聽到了一個遠比想象更悽慘的故事。

《失憶的萬佛湖》正是春桃以一個女性的敏感和特有的視角，令人百感交集地講述了一個不該被今天遺忘的一羣人和一段歷史。

這部作品發表之後，不僅在讀者中產生了很大反響，還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關注：安徽省淠史杭灌區管理總局黨委書記專程去看望了許芳華，並派了醫生爲她的癡呆女兒治病；舒城縣委則從組織上解決了她的生活費，終於讓英雄老有所養了。

應該說，一部作品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其實，這Ô¬本就是我們要寫這一類報告文學的題中應有之意。回顧收入到我們這個集子中來的其他作品，由於作品中揭示的那些問題，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關注，問題不是被解決，就是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一想到我們能用手中的筆，爲底層的黎民百姓做些事情，我們就感到活得很充實。

我曾¾¬是我生活的這座城市的政Ь委員，當了一回政Ь委員，知道參政議政是自己義不容辭的權利和義務；雖然現在不是政Ь委員了，但我和春桃所做的，無疑也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參政議政”。

這些年來，雖然我和春桃一直在秉承爲弱勢羣體寫作，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類作品，我們分明已¾¬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去年撰寫的一本以我們自己親歷的一場官司爲背景，反映中國農村不容樂觀的法治環境的長篇紀實《等待判決》，出版就遇到了挫折；今年出版的《小崗村的故事》，也是歷盡坎坷。我們越來越覺得力不從心了，甚至，感到難以堅持。一些和我們有着類似寫作¾¬歷的同道，或迫於壓力，金盆洗手，或爲了生存，改寫其他文體。走在這條路上，我們越來越感到了孤獨。

我們真的很擔心，中國的報告文學會不會從此走向沉淪？

謹借用《調查背後》出版的機會，向一直關心和支持我們的廣大的讀者朋友，表達我們由衷的敬意！

200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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